中国企业家与中国学者们在哈佛都说了什么
[来源:] 2012-05-14 09:17:00 编辑:张明 点击: 次
4月15日,我应邀参加了第15届哈佛中
4月15日,我应邀参加了第15届哈佛中国论坛(Harvard China Forum)的一个专题讨论。
哈佛中国论坛创办于1998年,每年春季在哈佛大学召开,是北美地区最重要的中国主题论坛之一。每年的会议主题均为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例如2010年与2011年的会议主题分别为“六十耳顺”与“革命世纪”。今年的会议主题则是“一起向前看”。
我参加的专题讨论是一个名为“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经济专题。讨论由MIT经济系博士生王溯主持,三个讨论嘉宾分别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陆铭教授与我。三个人的演讲都是在世界经济低迷的背景下讨论中国经济问题。
我的演讲主要从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入手,从具体项目出发的分析发现,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例将会继续缩小、中国资本账户余额占GDP的比例波动性可能显著增强,中国双顺差的格局将会有所缓解,从而导致外汇储备增速下降。这可能产生四种政策涵义,一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放缓、双向波动加剧;二是央行冲销压力下降,存款准备金率进入下行周期,央行亟需考虑新的发放基础货币的方式;三是美国政府财政融资压力上升,美联储可能被迫增大国债购买规模,美国国债收益率可能步入新的上升周期;四是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速度可能加快。
当然,我对目前赞成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各种论据均进行了评价,认为当前并非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良好时机,资本账户开放仍应本着审慎、有序、可控的原则。
陆铭教授的讲座一以贯之地从城市化与户籍制度着手。他指出,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主要在于内因,内部失衡集中表现为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太低。导致内部失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金融抑制,特别是利率水平过低。持续偏低的利率水平自然会鼓励企业与居民加大投资,这自然会挤压消费;二是户籍制度。他们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其他重要因素后,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农民工的平均消费水平要比城市居民低30%。如果取消户籍制度,农民工消费的增长可能导致GDP增速提高1.5个百分点。因此要缓解内部失衡,就必须实施利率市场化以及取消户籍制度。
刘迎秋教授主要分析了世界主要经济体与中国经济走势。他认为中国政府将GDP增长目标由8%调低至7.5%主要是为了引导市场预期,从而为政策紧缩服务。2012年中国GDP增速仍可能达到9%左右。无论是经济主体的动力结构、人口红利、城市化、制度改革潜力等角度来看,中国经济依然可能实现较高水平的增长。不过,通过结构改革来扩大内需,反思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以及降低对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依赖,也是必须要做的工作。
我们的专题讨论结束后,我转去旁听了另一个主要由中国民营企业家参加的专题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可能由于这个会议在哈佛召开的缘故,到场的企业家都比较放得开,妙语不断,令人深受启发。
中诚信董事长毛振华先生从他的博士生导师董辅礽先生指导他的博士论文谈起,主要谈及他对国有企业的看法。董先生指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是狗与猫的关系。国有企业应该只聚焦于提供社会公共产品的低利润率行业,由国家提供资金支持;而民营企业则应该自己去觅食。毛先生把中国国有企业的特点概括为“资本密集型”与“强制消费型”。既然国企是资本密集型,自然无助于增加就业。国企高利润率的根源之一,是垄断了若干老百姓的必需品行业,例如电信、电力、能源、铁路、航空等等。从自身由官员到企业家的经历出发,毛先生坦承,官员创造不了什么价值,甚至可能扼杀人的创造力,他鼓励学生们要多去企业工作,而不仅仅是把眼光集中到公务员与国有企业上。
中国企业家论坛主席田源则着重讲了中国国有企业是如何由弱变强的。1990年代中后期,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是弱势群体,在银行哪儿很难获得贷款。由于分属各大部委主管,要在中央政府那里要政策优惠也不容易。在朱镕基政府时代所做的主要工作包括:第一,将不盈利的国有企业关停并转,相应的国有员工全部下岗分流;第二,将优质企业的管理权由各大部委集中至国资委;第三,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将优质国有企业的债务全部买单。这样,摆脱了所有不良债务的国有企业变得相当强大。更重要的是,高级别的国资委能够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帮助国有企业向其他部委索取资源,且不论国资委下属的上百家国有企业中还有一小半本身就是副部级的企业。最后,以工农中建为首的国有商业银行支配着中国的金融体系,在相关政策的激励下,它们会源源不断地为国有企业提供廉价贷款资金。以上这一切制度安排,帮助中国国有企业在10年左右时间内由“破鼓万人捶”的弱势群体摇身一变为中国最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之一。
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先生则谈及了利率市场化对于完善中国金融市场的重要性。由于金融市场上几乎所有产品的定价均与基准利率有关,如果基准利率本身是扭曲的,那么金融市场的发展壮大就根本无从谈起。他也谈到,和企业界相比,中国金融界基本上是国有企业的天下。当然,最为有趣的是陈东升先生从吴英案出发,谈到了中国政府认定高利贷的来历。据说,1952年时任财政部长的邓子恢,曾经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但凡高于银行贷款利率4倍以上的贷款,就都是高利贷。这一标准据说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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