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na Vreeland最后的工作

随着“摇摆六零年代”逐渐接近尾声，Diana Vreeland主编的《VOGUE》杂志越发显得与整个时代脱节开。金融危机、越南战争等一系列社会事件叫人们从梦幻中苏醒过来，转而追求更为实用理性的生活方式，Diana昔日狂想曲式的手法笔触变成了无人问津的自娱自乐；超额的成本费用也使得杂志入不敷出、负债连连。1971年，康泰纳仕出版集团在未预告当事人的情况下发起了人事改革，不留情面地开除了这位时尚界的女祭司。尽管关于“Diana即将被取代”的风声不绝如缕，但康泰纳仕出版集团这样血腥野蛮的处理方式，还是惹来了不少Diana好友为其打抱不平。

一直以来万事顺利的Diana Vreeland此时跌至了人生低谷。自己一辈子的最爱，丈夫Reed Vreeland不久前刚刚去世；自己现在又遭受了失业的打击。她曾在自己的书里写到：“人生就像是登台表演，总是会有中场休息。”在她的人生间隔期，Diana甚至做起了帮助朋友挑选服饰来赚钱的生计。幸好这样一位大人物没有就此消沉，1972年，Diana Vreeland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服装学院聘请为特别顾问。这个独特的女人在自己七十岁高龄时迎来了事业的新的高峰。 

走投无路与柳暗花明 

六十年代末期，关于传奇时装编辑Diana Vreeland随时会被康泰纳仕出版集团炒鱿鱼的消息不断流传。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位昔日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在杂志业的好景不长，甚至连当初把Diana从竞争杂志《Harper’s BAZAAR》那里挖过来的集团编辑总监Alexander Liberman，都已经在刻意地与Diana保持距离，不再像以往那样勤力合作。但谁也没料到，最后的辞退竟是如此不体面。

这次的人事变动更像是一次革命中的大清洗。在《VOGUE》杂志工作了四十五年的社交版编辑Margaret Case在发现自己被辞退后，甚至选择了自杀来维护高傲的尊严。出版集团意识到了自己行事欠考虑，对外宣称杂志依旧为Diana Vreeland保留了编辑顾问的职位。但少了Diana的杂志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一个时代已经结束。“《VOGUE》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担任文化晴雨表角色的工作了，”Diana的好友Andy Warhol说过，“他们已决心走中产阶级路线。”

而对于Diana Vreeland来说，当务之急是尽早从失业的打击中解脱出来，寻找一份新的工作。“我才七十岁，难道你要让我就这么地退休吗？”她的好品味在此时又一次被派上了用场。通过帮助自己那些上流社会的朋友们挑选行头，Diana可以从她们那里得到一笔不菲的感谢费用，暂缓自己经济困难的窘境。但这样做只能是缓兵之计，不能当做长久打算。幸运的是1972年时，Diana的律师Peter Tufo接触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方面，为Diana谋到了在馆内服装学院担任特别顾问职务的工作。为了叫Diana Vreeland对这份工作满意，她的一些朋友还暗自凑了些钱捐给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希望博物馆开给Diana薪资能够更丰厚些。

服装学院的前身是于1937年成立的纽约服饰艺术博物馆。在1946年，服饰艺术博物馆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合并，成为了后者的下属部门。尽管学院内珍藏着一万余件服装和配饰（现在的这个数字是三万六千余件），但一直以来的状态都是不温不火，叫人昏昏欲睡。没有人愿意到博物馆地下室的位置去参观一场关于服饰的展览。“服装学院就像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不受宠的继子。”曾在馆内工作过的Douglas Dillon如此评价道。原因是什么？因为之前的展览都是过于干燥乏味了。例如，所有的人体模型样貌都完全相同，为求逼真外表被刷成了“肉色”；假发全部用真人头发制成，严格按照历史史实创作，不出一丝一毫的纰漏。策展人们一味地追求“历史正确”而忽略了趣味性的重要性，导致每一场展览只限于在行业内部人士之间交流，对公共大众根本不构成任何吸引力。1966年Thomas Hoving接管了博物馆，决心改变服装学院死气沉沉的氛围。

Thomas主张博物馆该是一个“能够叫人思维扩张，用前所未有的角度观察世界”的地方，其本人也因擅长创造“Hoving式惊奇”而闻名。在这一点上，他就与Diana Vreeland不谋而合。Diana钟爱戏剧式的展出。无论是曾经编辑过的杂志，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都是极尽夸张之能事。尽管没有专业的从业证书或者相关的经验，Diana凭借着自己天马行空的大胆想象和丰厚的人脉资源，制作出了十余场视觉的盛宴，也为后代准备时装展览作出了不朽的榜样。 

往事与当下的交织

Thomas Hoving评价Diana Vreeland是一个“行动力极强”的人。在1972年到1984年这段期间，Diana以一年一场的速度制作出了十二场无与伦比的时装展（1984到1989年间的几场展览虽有Diana的参谋，但并非是她独立制作）。内容也是包罗万象：有为Cristobal Balenciaga和Yves Saint Laurent两位设计师单独举办的作品回顾展；印度及奥地利匈牙利帝国的皇室服饰展；侧重服饰技术性方面的“Inventive Paris Clothes 1909-1939”（Betty Kirke就是在这场展览上第一次注意到的Vionnet那些革命性的斜裁裙装，进而写出了《Madeleine Vionnet》这样一本时装巨作）；就连一直以来被人们忽略掉的好莱坞电影中的戏服，也经Diana的慧眼发掘，得以在公众面前重现天日。

Diana Vreeland把自己编辑杂志的经验全都投到了举办展览上。但又有所不同的是，杂志始终只是平面上的二维媒介，仅仅针对了读者的视觉作出反应。相对而言，一场展览涉及的方方面面就要更广阔一些。而Diana最擅长的，恰恰就是完美地填补了除视觉外，人们其他的感官需求。她的展览大厅里总是弥漫着配合主题的香水的香氛：Chanel设计展示厅里喷洒的是No.5；中国清代服饰展示厅里喷的又是Yves Saint Laurent的鸦片香水。音乐也是不可缺少的一方面。在Cristobal Balenciaga的回顾展中，大厅里不断地回放着西班牙热烈奔放的弗朗明哥舞曲，并在中间夹杂着接连不断的马蹄声。这些音响效果显然要比印在说明手册上介绍设计师成长背景和灵感来源的枯燥文字更引起人们的共鸣。

广泛的社交生活成为了展览成功的基础。许多展出的服饰都是Diana Vreeland那些朋友们自愿借出或者捐献出的。在一场展览的准备工作中，Diana有半年多的时间花费在了全球旅行，搜集展品上面。她的助理时不时记下Diana告诉他们的那些模糊的话语，好比“Gardner，我记得有这么一位女士，她人好像是在伦敦。她收藏了许多的Balenciaga的衣服，你必须把她找到”，然后绞尽脑汁完成夫人的指令。在准备“辉煌的俄国服饰展”时，Diana不但亲自来到了处于冷战时期的苏联同当地政府交涉，还拉来了Jackie Onassis作为美国政府代表帮助自己游说。结果当然是Diana如愿以偿地在展览中展出了彼得大帝的那些天鹅绒制的皇家礼袍。同样，Cristobal Balenciaga退休之后唯一再亲手制作的一件结婚礼服，也被礼服主人Maria del Carmen Martinez Bordiu（Balenciaga忠实客户的孙女）心甘情愿借了出来。

要是总结Diana Vreeland制作的展览的共同点，那就应该是她总能够用有足够年头的旧品来展现出与当下时代息息相关的文化特征。Diana不喜欢循规蹈矩，更不喜欢一味沉浸在那些所谓的已经过去了的“黄金时代”里面。她的自传《D.V.》里开篇第一句话，就在说“我讨厌往事”。Balenciaga著名的“Sack Dress”被Diana穿在一个极高的人体模型身上，裙子立马就变成了六七十年代当红的迷你裙。面对一些指责她胡闹的言论，Diana自有回应：“谁在乎一条Madame Gres1974年的黑色天鹅绒长裙和一副Elsa Schiaparelli1939年设计的手套应不应该配在一起？观众们要的不是一板一眼的历史课教育。他们要的是宏伟的视觉场面，要的是一种虚无梦幻的梦境！”她把人体模型的头部用面料包裹了起来，或者喷上粉色或绿色的染料。模型要么不戴任何发饰，要么就是顶着一头彩色纸带制成的“假发”。这显然是和历史史实不相符的，但对Diana而言，一个栩栩如生、同真人一模一样的人体模型“相当怪异、不具吸引力”，也还会让人们把对服装的注意力转移到模型身上。

因此我们可以说，Diana Vreeland的时装展更像是一场多维度、多构思的装置艺术展。在这些展览中，“Marilyn Monroe”坐在了一匹粉色的小象背上玩闹；“查尔斯一世”身披着盔甲，手持长矛，从大厅中间奔驰飞过；Yves Saint Laurent的“蒙德里安系列”裙装，没有穿在立体身材的人体模型上面，反倒是由裁成人形轮廓的平面纸板来展示，巧妙展现了花案里面平面几何线条的趣味；而画家的原作，也在这些裙子的旁边被一同展示了出来。

二十世纪初出生的Diana Vreeland，她的成长过程，几乎就是上个世纪的时装演变史。这也让她成为了关于时装最具有资格的发言人。而她教给大家的，并不是一板一眼的耳提面命，而是像她那些用第一人称撰写的展览介绍，是融汇了自身传奇经历的深入浅出。在她的脑袋里面不时就会卷起一场风暴。一场视觉的风暴。她没去过清王朝时期的中国，没见过18世纪的美国女人们的生活，但她的想象力超越了时空，收集到了最珍贵最高级的珍宝，最后用一种盛宴般的模式呈现在大家面前。

担任时装展览顾问的经历为Diana Vreeland的人生划下了完美的句点，也让这位时装偶像的形象变得更加丰满。艺术家Greer Lankton为纪念这样一位大人物，特意制作过真人比例大小的塑像，如今被陈列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2009年《Harper’s BAZAAR》杂志三月号邀请演员Sarah Jessica Parker扮成Diana的样子拍摄大片，也重新展现了Diana在策划“好莱坞的戏服设计”展览时的风貌。如今时尚圈内举足轻重的人物，像是Tonne Goodman， Andre Leon Talley，Harold Koda，当年也都是从帮助Diana Vreeland筹备展览的助理做起，逐步上升到现在的高度。在她去世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为其举办了悼念晚宴。滚石乐队、Josephine Baker以及Maria Callas的歌声交织在一起，不断回响，依旧戏剧化十足。这可是Vreeland夫人最会欣慰看到的画面。